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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年报 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 有些知识分子是靠中国文化吃饭的，他对全球化忧心忡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反过来说， 你再忧心忡忡，你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潮流吗?中国有很多批评全球化的声音，但你批评归 批评，他发展归发展。当然现在再吹嘘或依恋过去中国文化的那份辉煌，已经不现实了，因 为中国文化并不处于优势。但中国文化会被同化那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本身有很大的适 应性和再生能力。 王蒙 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坚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艺术创作百花争妍。在“二为”方向和“双 百”方针的指引 下，文化艺术领域“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作品基调健康向上，内容形式丰富多彩， 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各级文化部门以繁荣文艺为中心，狠抓艺术创 作的组织和引导，狠抓重点剧目创作，推动“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实施，推出了一大批群 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改革文艺评奖制度和文化下乡方式，压缩耗资巨大的一般性综艺 晚会，鼓励优秀作品的移植、推广和普及。艺术产品的市场营销意识明显增强，1997～2001 年 ，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共创作推出了23万余台新剧节目，其中有一批剧目演出超百场，甚至 上千场，文化部门所属艺术团体平均每年演出42万场，平均每团每年演出160场次。五年中 观众人数达24亿人次，演出收入逐年增加，2001年达到574亿元，比1996年的398亿元增 长了176亿元，提高了演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配合党和国家一些重大纪念、节庆 活动，举办了迎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回归颂》，迎接澳门回归大型音乐会，纪念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文艺晚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型晚会《祖国颂》等 一系列大型文艺活动，社会反响热烈。 基层文化建设扎实推进，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国家对基层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进一 步加大，特别是加强了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文化部与国家计委 落实了4亿元补助投资，主要用于“十五”期间西部贫困地区图书馆、文化馆空白点的建设 。为了改善西部地区农牧民文化生活贫乏状况，为部分西部省区配备了流动文化车。为解决 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积极推动了“2131工程”的实施。加大了城乡基础文化设施建设。19 97～2001年，国家财政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达6086亿元，五年新购图书3570万册，图书馆 流通总量达9亿多人次。基本形成了覆盖城乡的群众文化工作网络，截至2001年，我国共有 群众艺术馆402个，文化馆2851个，公共图书馆2696个，乡镇文化站40138个，农村集镇文化 中心20117个，图书室55846个，文化户160176户，群众业余演出团(队)32903个，农村文化 基本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从业人员达169万人。健康向上的基层活动内容不断丰富充实， 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得到总结推广，五年间共组织各类基层文化活动13866万次，举 办展览50万个，开办培训班66万期次。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启动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2002年4月，首次召开了全国基层文化工作会议，对新时期的基层文化工作进行了全面 部署，安排落实了一系列建设项目和具体措施。 对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从服从、服 务于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外交大局出发，积极主动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优秀的文化，特别是当代 中国的新文化，以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在树立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 的形象，促进国家政治关系的发展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成为我国外交工作中继经 济、政治之外的第三大支柱。近五年来，对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稳步发展，对非洲和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交流力度不断加大，同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等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文 化 交流有了突破性进展，逐步构建了全方位对外文化交流的新格局。目前我国已与160多个国 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19 97～2001年，我国政府与各国共签订了13个文化协定，133个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一些 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效果显著，对外文化交流的渠道更加拓宽，初步形成了官方和民间并重、 政府交流项目和商业展演项目并举、临时项目派出和文化中心建设并行的对外文化交流体系 。1997～2001年，经文化部批准的文化交流往来项目达8158项。民间交流发展迅猛，每年约 有1万多起，占整个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90%以上。在法国、韩国、埃及和马耳他设立中国文 化中心的各项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多边和区域文化合作取得明显进展。 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文化市场治理整顿成效明显，比较完善的文化市场体系逐步建立。 文化领域面向市场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文化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正在成为我国国 民经济发展具有潜力的新的增长点。截至2001年底，文化部门主管的文化娱乐业、音像分销 业、演出经纪与代理业、艺术品经营等门类的产业单位共有223万个，从业人员近92万人 ，固定资产原价468亿元，年上交各项税金202亿元，创增加值1189亿元。社会力量兴办 的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文化主管部门初步明确了文化发展的思路和对策，确定了“十五”期 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主要目标和基本任务。各级文化部门加大了对文化市场治理整 顿力度，相继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逐步解决了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化 市场体系逐步确立，文化市场日益繁荣。 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取 得了显著成绩。文物保护专项经费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及时抢救和保护了一大批濒临损坏 的珍贵文物，西藏布达拉宫、秦始皇兵马俑、延安革命旧扯等一批重点文物得到修复。1997 ～2001年，对5145个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维修，维修面积达4648万平方米。进一步加强了 对古遗址、古墓葬特别是大遗址的保护和规划工作。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考古勘探、调查 、发掘工作成绩显著。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公布了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750个增至1268个。中国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增加到2 8处，名列世界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受到广泛关注，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列为世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2年，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始 启动。全国博物馆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新的提高，2001年全国有博物馆1454个，文物藏品1260 余 万件。陈列展览工作日益活跃，1997～2001年，全国文博机构举办各种陈列21057个，举办 展览29263个，参观总数达1317亿人次。 文化法制建设积极推进，文化立法框架基本确立。颁布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为了 履行入世承诺，修改并重新颁布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已经颁布。近五年来，文化部共颁布了11件部门规章。还有一些 法律法规正在制订和修改之中，《文物保护法》修改稿和《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建议稿、 《图书馆法》建议稿已报全国人大审议。《公共文化设施条例》草案已报国务院。绝大多数 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或者修改了《文化市场管理条例》，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文化管理的 政府规章。初步明确了文化法制建设的基本框架，开始建设比较完备的文化法规体系。 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文化单位活力进一步增强。在总结近年来改革实施经验的基础 上，提出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自主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的目 标。加强了对文化单位改革的分类指导，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文件，对文化单位的改革提出了 指导性意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按照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总体部署，对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加快了文化领域的结构调整，优化文化艺术资源配 置。在结构调整中着眼于建构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生产和文化 服务体系。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数量和品种上的合理布局，同时注意运用高科技改造 和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开发新兴文化产业，下大功夫推进文化产品的多层次开发和网络化服 务。艺术院团以领导班子建设为龙头，建立完善了艺术生产、营销、筹资、分配激励四个机 制，艺术表演团体活力进一步增强。加快了演出、展览等中介机构的改革和发展，推进集约 化、系统化、网络化的文化产品营销服务，扩大优秀民族文化产品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份额 。 文化事业经费投入明显增加，重点文化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 支持下，1997～2001年，全国文化事业费总支出48823亿元，基本建设实际完成投资额104 2亿元。各类专项经费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兴建了一批重点基础文化设施工程，新建、改 建和扩建了部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中心、影剧院和音乐厅等共公文化设施。五年中交付 使用的工程项目有1047项，面积达3963万平方米。目前，国家大剧院已正式开工建设，国 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改扩建工程、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为期20年 的故宫博物院地下展厅和古建筑维修工程也正在抓紧进行。仅中央一级文化设施建设就预 计投资90亿元。各地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建设了一批重点文化设施。 注重人才培养，文化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各级文化部门按照国家和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的 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了对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工作。1997～2001年，全国艺术高等 院校共招生8093人，毕业5227人，中等艺术学校招生113842人，毕业80637人。目前文化系 统文化(文物)科研机构252个，从业人员6457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得 到了较大改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专业艺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不断发展 。在积极推进改革的同时，文艺队伍的团结和稳定进一步加强。 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要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确保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必须坚持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事关文化建设全局的十个重大关系 ：一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建设与现代化全局的关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建 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同时，充分认识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建设先进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根本任务 ；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贯彻“双百”方针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艺术 家 、作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促进文艺的繁荣；三是正确认识和处 理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素质的关系，坚持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努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知识；四是正确认 识和处理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与实现文化创新的关系，大力倡导和推进文化创新，努力建设具 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新文化；五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对外开放与保持民族文化独立 品格的关系，努力建设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中国文化；六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专业 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关系，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素养；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八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繁荣与管理的关系，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加快推进文化法制建 设；九是正确认识文化遗产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心理和精神特征的纽带，在经济建设中应充 分 重视对历史遗产的保护，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十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坚持以解放艺术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大力推进文化理念、制度、手段和各项工作的创新， 同时，坚持改革和创新要遵循文化生长发育的自身规律。 (孙家正求是，2002，21) “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怎样与世界接轨 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近百年来，随着国家、民族命 运的变化，中国 知识界对中国的未来在不断地想象，不断地质疑，不少人还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近20年来 ，随着改革开放，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整个社会存在着物质与精神严重脱节现象，有人形象地 说，现在是“物质生活上去了，精神道德下去了”。知识界作为社会人，当然也不会例外。 俄罗斯当代著名文史学家、宇宙第2877号小行星冠名者德·谢·利哈乔夫在其巨著《俄罗斯 思考》中指出：“俄罗斯文化现已灾难地衰落，必须妥善保护民族文化、语言、文学、音乐 等历史传统……惟此俄罗斯才能真正在世界上称强。”他呼吁：“不应丢弃伟大文化遗产中 的任何东西，对历史应持呵护有加的尊重态度，与旧事物保持联系，又不顶礼膜拜。”大师 的 这些精典论述，对我们在中国文化如何与世界接轨的路径选择思路上或许不无启发。不少 学者对此也作了探讨。 “全球化”不是单一化 不少学者在讨论中对“全球化”的背景作了探讨，指出始于二战后，尤其是 20世纪90年代初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在向实体发展中，之所以以经济为前导，是因为经济所起的作用 往往比政治和意识形态重要得多。但现在推行的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的概念 ，而是一个包含着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精神等在内的综合的多元概念。因此，随着经 济的发展，最终必然会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彻底重组，以及文化、道德、精神 、价值观念等一系列的相应变革。 有学者认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目前已经在全世界造成一些相互配套的 主导性观念和思想方法，形成了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模式，比如资本主义的市 场经济，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开放的文化政策，它们构成了一整套现代化的想象，由于当代 交通、通迅的发达，这套想象已对非西方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但‘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双面的过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晓明认为，这一方面是西 方 式的现代化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这个“现代化”不断变异的过程。随着“全 球化”的逐步展开，从西方开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扩张，不断与非西方地区的各种政治 、经济和文化传统发生各式各样的交流与融合，最终会在每一个不同区域或者国家产生不同 的结果。比如同样是现代化，北美与南美就不一样；日本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也不相同。王晓 明强调，现代化不是一个单数的概念，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而现代化的复数概念本身，就 为我们创造多样的现代化想象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全球化”必然会孕育出想 象现代化的主导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应该、也能够受到质疑。如果随着“全球化”的扩散， 世界变得越来越单一，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西方”，从长远来看，那肯定是人类的灾难。 要克服两种极端思想倾向 如果说，学界对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接轨的必然性上较易形成 共识，那么，在 如何接轨问题上，看法就不相同，有的竟大相径庭，其中两个极端性观点颇具代表性。一个 认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理由是“中国文化是一种儒家文化，基础深厚，源 远流长，不像西方工业文化那样刻板教条”，因而能对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产生广泛影响。另 一个认为，“西方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主流”。西方人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 ，不仅使其在科学技术领域拥有巨大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也 具有“独霸全球”的能力。而且中国近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只要靠上去，融入 进去就行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自上世纪初以来知识界关于中国向何处 去争论的延续，反映了中国知识界近百年来探索这个问题艰难曲折的历程。 关于中国文化到底能否擎得起当代世界文化大旗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有五千多年历史的 华夏文化，是举世公认的人类最古老、最优秀的文化之一，她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 居功至伟。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文化毕竟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部分，她在人类文明发展 史上所居的地位，应当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观察、来评价，过分地夸大，或者有意贬低，都不 是科学态度。历史学家葛剑雄、周筱在文章中以看庐山要走出庐山为例，提出研究历史 必需有广阔的视野，要保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否则难免片面。他们认为，以儒释 道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实际“只是在朝鲜、越南、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而不 是像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影响遍及整个欧洲、北非、西非等地。其所以如此，与中国历代封 建王朝奉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有关。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历代封建王朝都视 异族 异国为蛮荒之地，翻遍史籍，“看到的只是天朝大国的慷慨大度和异族外国的仰慕归化”， “根本看不到(汉人)对境外世界的向往”；包括最强盛的汉、唐在内，历代封建王朝既未产 生过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播或推广到外国去的打算，也从无自觉学习别人的意识。偶有在境外 传播中华文明的，也“只是降官、俘虏、难民或逃亡者”。比如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 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靠的是怛罗斯战役中的唐军俘虏；而意外地亲身游历了中亚、西亚并 留下记录的，竟也是俘虏之一的杜环。 两位教授指出：由于在19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从未受到过外来文明的挑战，这种心态的负面影 响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在中国已经明显落后。现在世界已进入多元竞争的时代，不少学者指 出，提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流行一时的“21世纪将是中国的 世纪”的翻版，产生这种唯我独尊、自我中心的心理，与中国长期自我封闭的环境、与曾有 过的“辉煌”和晚清以来遭受的“屈辱”、与近20多年来在综合国力上我国成为“五极世界 中的一极”有关。“与经济领域的‘外在大国化’相比，我们的精神、意识、心态等境界‘ 内在的大国化’，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历程。”这是国际问题专家金熙德教授的结论。 对于在“全球化”时代所谓“中国人只要靠上去，融入进去就行了”的观点，在北京大学做 访问讲学的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不久前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全球 化”进程在事实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简单地把“全球化”理解为“大同”加“多元 ”，理解为汽车降价、看好莱坞大片，或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实上，参 与“全球化”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从被访者角度看，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客观”的、“ 普遍”的趋势，一种新的文化；但从主动者的角度看，它却总是服从于特定集团的利益和价 值观，总带有现实的、具体的、政治的考虑。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 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下所作的新一轮合理化调配。这个过程必然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势必 引起区域性差异和发展不均衡性问题。它也会在民族国家内部，按照国际分工的需要，制造 出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特别加以关注。 针对时下我国社会流行的“西化”现象、语言异化、洋概念生硬移植，甚至许多地地道道本 土 的店铺招牌、商品名称都冠以“洋名”等现象，张旭东教授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任何一 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 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 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人获得“现代性”的代价是只知道“现代性”，而不知道中国，这会是 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他说：本来我们是作为中 国人求生存、求发展，然而最后求得了生存和发展，达到了“小康”，但却不知道自己是什 么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了。那我们当初不如直接去做美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算了 ，又何苦去追求一个“现代中国”呢? 张旭东教授说，“现代性”问题背后最大的紧张和焦虑，并不是经济和技术发展问题，而是 价值认同问题。如果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对自己生活现象的解释都落实不到自己的生活世 界，而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得解释的框架，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能力从价值层面上维持和组织整 体。他强调：对于中国当代知识界来说，承认这种内在紧张是来自理性世界和价值世界之间 的冲突，是考虑中国当代“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重要的是培植怎样做中国人的文化根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晓明指出，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过于关注人的 上半身，即关心 政治、热衷谈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很少谈日常生活，很少深入关注经济制度和物质状况的 变化；90年代以来，他们则把关注点集中在下半身，几乎把有精神的东西排除在对个人生活 的想象之外，追求的是有车有钱，关心的是个人“发达”。因此，他提出在“全球化”的语 境下，知识界要从人生观、价值观上找回怎样做一个中国人的要求，重建精神生活与物质生 活的统一。 约纽大学张旭东教授从价值观与保持文化自主性的关系上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要看到越 过经济和技术层面“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的特殊价值观，这种特殊价值观决定了全球化过 程 内在的文化单一性和压抑性。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的 背 景下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按自身的逻辑展开 ，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主流”的话语和价值系统中去。当然，这并不是 说，面对全球化进程，我们一定 要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对抗性，而是说我们要在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 当中考虑连续性问题，要寻找一个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表达形式。这是当代中国知识界 面临的重要问题。 张旭东教授强调：我们要有勇气去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 ” 这样的大问题。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中国文 化 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争取自 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 我期待。 针对有人认为“文化要与政治分开”，似乎谈政治就是对知识界自主性的削弱，张旭东教授 指 出：在当前“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语境中，文化如果不能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 活的根本价值取向相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离开“我们要做什么人”的问 题，离开“我们如何为自己的文化作辩护，说明它存在的理由”的问题，文化就会要么沦为 一种本质主义的神话，要么蜕变为一种唯名论的虚无。张教授说，我们能感到现代西方文化 的内在活力，但往往不愿意去想它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自我认识、自我界定 、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进程中，把未来的挑战和传统的重新解释结合起来。文艺复兴以来 的西方，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充满断裂、紧张、冲突和危机的构造 。现代西方解决危机与延续传统的努力，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一历史和价值的连续 体，建立在文化与政治的总体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政治是一个民族、一个生活世界的 最根本的自我意识。 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为中国知识界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果做得好，就 可以扭转以往那种单纯地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现代化就是反传统的思维方式。那种认 为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东西，有一种文明主流，中国只要靠上去、融入进去就行了的看法，其 实不是放弃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是放弃了对这种特殊性内在的普遍因素和普遍价值的 信心和肯定。也许有人会说，没有这种抱负，中国人同样可以过上好日子，甚至过得更好， 但这绝不是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中国”的题中之意。 “穿越西方，回归传统”或许是最佳路径选择 王晓明教授开出的“方子”是“双重质疑”，即用“本土”质疑“世界”， 也以“世界”来 质疑“本土”，通过这样反复质疑，从而创造出适合中国的现代性的想象与实践。要做到 “双重质疑”，知己知彼是前提条件。此外，还必须有全球化眼光，视野太窄不行，不能一 想 到“世界”就是“西方”，就是纽约、巴黎、伦敦，实际上东欧、南美、东南亚、非洲国家 ，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和问题，对我们同样重要，甚至更有启发。还要把着眼点 落在我们自己的问题上，或者说，要落在当代中国的问题上，而不是跟在别人的理论后面， 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 张旭东教授认为，想象的路径是“穿越西方，回到(中国文化)传统”。他说，第一，我们谈 “回到传统”，并不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传统式”的人，而是要去思考在当今世界里 为“做中国人”找到理论上的和哲学上的意义。中国人怎样回到传统，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 自己的现在和怎样设想自己的未来。对“现在”和“未来”的界定，其实就决定着我们对“ 历史”的叙述。他说，现化西方文化思想体系之所以具有活力，原因之一就是它不断地把“ 他者”包容进来，不断地让“他者”来挑战自己，从而在同“异”和“变”的缠斗中不断地 把“同”和“不变”阐释或生产出来。中国其实面临同样的问题，以前我们通过读经释经来 解释传统，那么现在能否通过对西学的讨论来解释传统?以前只有读古书是界定传统，现在 分析当代现象是否同样是界定中国传统?他说，参与到西方文化讨论当中去，实际上是要参 与到当代重大现象的分析中去，而这些当代现象和事例是我们自己的当代史和现代性经验的 组成部分，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史。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绕过当代，躲过西方学术去谈论和接续 传统。只有在与时代的正面碰撞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化的传统。 第二，应通过总结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性”的内部历史经验来反诸自省，回顾中国近一百多 年来所走过的路程。所谓回到传统，不是回到历史哪个文本，哪个规范，而是重建自己历史 的延续性，同时重建讨论自身历史的知识和价值框架的连续性。回到传统不是往后走，是确 立本民族的当代意义上的文化政治意识的努力。只有这样，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正面的、 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创造性价值，才可能被我们当代人发挥出来。 针对长期以来一些学界人士在文史研究中出现的把当代、现代与近代几个阶段相割裂，例如 把“五四”、“1949年”和“文革”都作为历史断裂的标志，而且每次断裂都是以否定以前 为代价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等现象，张旭东教授指出：回顾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我们 应该看到，虽然这个过程中出现过很大错误、弯路甚至倒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总体看 来，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合目的性和合理性。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何况对中国目前存在的 那些不尽人意的、不合理的丑恶的现象，知识分子理应有批判的立场。但是，如何在批判和 否定自己的过程中肯定自己的历史的更大意义上的正当性，这是西方学术的一个长处，很值 得我们借鉴。不承认自身历史的合法性，以一种抽象的关于“人”、“自由”、“个体性” 以及世俗生活“常态”的意识形态的论述，去取代历史的严格的分析，其结果就会导致中国 对自身生活和“现代性”经验的理解流于片断化或局部化，更不利于建立自身历史的连续性 。 谈到与国际接轨的标准时，张旭东教授语重心长地提出：中国知识界应该有这样一个抱负， 不但别人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而且我们的问题也是所有人问题。如果中国学者能对自己的 境况的反思推进到这个程度，就必然会对西方和其它非西方世界产生一系列影响。中国学术 “国际化”的一个良性指标，是看能否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对西方理论产生冲击，并对“普遍 性”的概念体系提出修正。中国学术如果没有一种超出中国范围之外的相关性，对世界范围 内的学者的思考有所启发，就谈不上有什么国际性。 如果对以上综述要有一个结语，我想说：在当今世界，中国的问题已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 也是全球化问题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本身，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 既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同时是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理解和把握整个人类的前途与命运 。 (唐宏钧·中国改革报，2002115) 海内外学者展望21世纪的中华文化 经济全球化，文化可以趋同吗? 季羡林先生说过：“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 经济发展和科技 进步，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大大增加，那 么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下，文化也会像经济、科技一样逐渐趋同吗?是文化冲突，还是文化共 存? 费孝通(北京大学)：和而不同世界多元文化必走之路 当前所说的全球化，指的主要是经济的全球化，人类社会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习 俗等方面还是多元的。全球化这个总的趋势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我认为，“和而不同”这 一中国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 。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也许 可以 说文化自觉，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希望中华文 化在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中能够继往开来，大有作为。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将会出现 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全球化将会使文化更加走向多元，形成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 欧美文化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区和以伊斯兰 文化为中心的中东与北非文化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并 充分吸收其他文化传统中对当今社会有价值的部分。 丁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需要“古今中外法” 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个性反映了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的特性或个 性，或曰民族性。共性则表明各民族或地区的文化可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以求进步。而 最重要的，就是要从事实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术研究与继承吸取、融会贯通 、创新和发展相结合。继承传统优秀文化，温故而知新；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借鉴而创新； 融会古今中外，创造现代文明。 鲁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文化的个性不会削弱 经济全球化达到、促进了各个国家、地区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而，在一定的范围内， 文化趋同的进程正在加快。但是，文化个性，尤其是文化的民族性绝不会因此而削弱，更不 会就此消失。不同文化之间，有个性才有交流的必要，有共性才有交流的可能。共性与个性 的矛盾统一， 促进世界文化更加多彩，不断前进。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全球化与多元化存在着辩证关系 从现状看来，虽然多元文化的现象从来就存在，但“多元化”的突出和被提出本身却是全球 化的结果。全球化使某些强势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将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并”之 势，似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发展很难两全。其实，如果没有全球化，全球范围的有关多元 化 的讨论显然也是不大可能提出的。全球化与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并不是“趋同”乃至 “混一”，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不同。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院)：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互动结合 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没有也不可能“吞并”东方文化，使东方文化湮没无闻，以至“全盘西 化”。反之，在新的世纪，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的积极走向世界，同样也不可能去“压 倒”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泯灭下去，以至“全盘东化”，这是历史和现实都可以证明的道 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在最高层次上的互动 和结合，即在民族性中反映出世界性的走向，在世界性中体现出民族性的特点。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制度碰撞，文化交融 文化不可比而制度有优劣，制度演变并不一定意味着某种文化的优势。相反，建构于人类普 世基本价值认同之上的制度趋同将更有利于全球化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平等交融。我们争取制 度碰撞与文化交融的良性互动，“西儒联盟取代法道互补”是我对文化嬗变的一种看法。 谢宝笙(新华社香港分社)：从波浪哲学到相对融合论 中西文化和哲学的融合的一个历史潮流，“相对融合论”希望能融合中西哲学精粹，也能包 容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的思维。中西哲学融合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近百年的中 华民族实践、大量学习西方文化之上的。通过融合可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及爆 炸的西方知识取得较全面和深入的沟通。 吴元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的民族“所有制”不可能被废除 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文化的全球化，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不仅没有到来， 而且还相当遥远。只要生活本身还存着民族的特征和民族的独特历史进程，文化的民族“所 有制”就不可能轻易地废除。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所)：文化生态将遭破坏 在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每时每刻都有不知多少传统的土生土长的文化在消失。全 球化大潮下，那种类似生长在多样性中心的野生植物的原始文化和那些类似传统农田族的发 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已越来越多地消失，只剩下类似人工培植的高产品种的西方式文化。这 种文化的单一性是否也会引起某种文化基因的变异，而容易造成人类文化的某种危机。 中华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中华文化对当今世界有何影响?对现代化的 推进作用又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也正是本次研讨会的讨论热点之一。 艾尔曼(美国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儒学的价值需要新思考 1997年至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儒家文化价值和东亚经济发展的积极关联提出了质疑， 学者们却仍继续鼓吹儒学价值，这次还将它视作最近在东亚有的国家和地区实现的更加民主 化的政治(虽然权力主义仍然或多或少嫉恨它)的先驱。我们应鉴于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和政 治变化，从历史角度对当代儒学积极文化价值的复兴作出重新思考。 熊*(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中华文化对21世纪国际秩序有重要作用 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可以作世界的楷模，而最重要的乃是中华文化讲求 “正义”之长存人世间，是西方文化之所无或被忽视的。中国人一再认为国无分大小，均皆 平等；而且一再主张应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此即“正义”信念之一具体表现。由中华 文化观之，在个人是“正气”，在社会与国际间是“正义”，此犹如内圣而外王的道理。在 国际上尚需中国人去推广。这正是中华文化能在国际间所应起的作用与贡献。 徐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儒家文化对东亚发展 起着重要作用 儒家文化中的价值取向，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把社会 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从而成为以整体为本位的文化特征，这正是东亚地区的共同点 。 儒家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开放性，这为东亚各国吸收外来先进科技与文 化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儒家传统文化的作用力，东亚很难想象有今天的成功。在经历了东 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更应该客观地、正确地评估儒家传统文化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华文化将成为人类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面对全球化新世界理念与价值观的挑战，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又面 临着史无前例的机遇。由于中国文化及其所包含的理念与价值观所具有的全球化理性的特色 ，中华文化必将扮演一个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角色，并将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福祉和世界人类 社群的和平新秩序作出重大的贡献。 周颖南(新加坡)：儒家文化在经济全球化中有积极作用 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日本与亚洲 “四小龙”无一不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属于儒家文化圈。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儒家文化 在经历了工业文明冲击下的阵痛与自我调适之后，在当今方兴未艾的一体化和知识经济浪潮 中将重新找到辉煌的基点。 彭燕韩(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家文化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了吗?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东方儒家文化圈所覆盖的国家、地区所推行的东亚管理模式以及贯穿 儒家精神的企业文化与西方人文思潮的企业文化，将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两大主要 潮流与支柱。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得出“儒家文化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但日 本松下及亚洲“四小龙”的一批有影响的企业在经济上的成就说明东亚管理模式的成功，离 不开儒家文化的土壤而不是摈弃儒家文化。 葛荣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儒家柔性管理有利于应付经 济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正在呼唤着儒家柔性管理思想。儒家所提倡的柔 性管理是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科学管理思想，也是用以针砭西方管理模式之弊病的一剂良药 。它已被东方企业家创造性地运用于企业管理，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惊人成绩。实践证明， 儒家的柔性管理是一种有利于应付经济全球化挑战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思想，是一种推动 东亚经济发展的强大思想动力。 墨子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全球化下的新儒学思 路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固有的文化会淘汰的危险是个杞人忧天的幻想，因为除了全球化带来 的联合与合流的趋向外，各个社会之间很多非联合与分流的方面还是存在的。新儒学的贡献 在于现实与实践的交叉之处。大陆也好，港台也好，新儒学既勇敢又深入的历史学性与哲学 性研究还是受到各种攻击。可他们又开拓了一个很有希望的思路，即把关于儒家历史现象的 研究变成当代实践的机会，而这样以思想与教育去培养中国国民的内在生活价值。我个人以 为中国针对全球化问题之时，这个思路是不可或缺的。 沙莲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华文化对企业发展的杠杆作用 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支柱，而企业精神与中华文化精神具有内在联系。90年代以来的现代 企业发展，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证明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杠杆作用，儒家思想对现代化的推进 作用是不可轻视的。 沟口雄三(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中华文化对于21世纪有非常之意义 中国的历史像是一幅被捏造出来的画像，尚未揭示出自己的原样。在这种历史的逻辑未被揭 示 的时候，我们如何能讨论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呢?人们都说21世纪是多元的世纪， 但是为了实现这一“多元”，欧美之外的世界就必须被揭示其本来的样态。当中国这一图像 被呈现出来的时候，世界也会更加接近它的原貌，欧洲也会恢复它本来的形象。这一世界文 明史的重新书写，是历史赋予中国研究者的艰巨任务。 (毛立平、牛贯杰中国国情国力，200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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