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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瑜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有些学科常常遭遇来自学科外的挑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不必扯的太远，就说上个世纪的初叶或前期吧，写小说的作家裴文中、尚铖(按：他们的作品，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的前言中，都曾经提及)进军史学界，对中国古人类学、中国通史都了促进作用，裴文中更以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驰名于世，被学术界尊为“北京猿人之父”。也许更为人们熟知的是，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文学家、诗人郭沫若亡命日本，本着对胡适为首的“整理国故”派的挑战心情(按：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曾说自己研究古文字，目的就在于用此来“打胡适这个狂妄的家伙”。语虽火药味太浓，但足以说明他研究古文字学的目的)，深入、系统地研究甲骨文、金文，大大推动了先秦史、尤其是殷商史的研究。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王亚南经过五年研究，写成《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中国自秦汉迄于民国的官僚政治形态作了深刻的分析，成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史学经典之作。
我有幸拜读由兰州大学出版社付梓的吴教授的《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再一次强烈感受到来自另一学科对史学界的挑战。但这次挑战的不是文学家，而是理论家吴江先生。他比我年长20岁，是学林前辈。我在1950年代负笈复旦大学时，就已经是他的哲学、政论文章的读者了。但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公开坦承，余性也愚，既未学好数学，也缺乏思辨能力，因此既未读懂《资本论》，也未读懂黑格尔等大师的哲学著作。因此，虽然我是捧史学饭碗的，但从未系统研究过中国思想史——儒家思想自然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从未认真读完时贤的任何一部思想史著作。对于侯外庐的名著《中国思想通史》，我也仅仅读了第四卷，因此，当1979年初，我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不久，即听说胡耀邦在“文革”靠边站时，居然候外庐家，向他借了一套《中国思想通史》，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对耀邦如此好学，对思想史如此关注，委实使我大吃一惊。当然，我不系统研究思想史，以及经学史、儒学史等专史，不等于我对这些领域的某些著作，毫无自己的看法。亡友杨廷福教授(1924—1984)曾当面批评我“好臧否人物”，当然包括某些人物的著作，这是老大哥的诚恳忠告，但我很可能是常写杂文之故，积习难改，没办法。依愚见，时下包括儒学史在内的某些专史，或繁琐不得要领，读了好外，仍有一头雾水之感；或拾洋人牙慧，“拄个黄瓜当拐棍”，虚构所谓的异端思想体系，打着灯笼火把寻寻觅觅，然后煞有介事地宣称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天堂”江南，甚至在贫穷山区(!)找到了明中叶后即已喷薄而出的资本主义萌芽，并由此断定中国早已有了单独的市民阶层，因而也就必然有了反封建的市民思想。我虽不学，但总算对明、清史还下过一点功夫，深知这些说法，根本脱离历史实际，所引材料，多半经不起科学检验。
反观吴江先生的这本书，虽然他并非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不过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的余事，但展读此书，确实使我眼睛一亮。亮点在哪?在这里：一、儒家思想派别林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头绪多而乱；吴老以哲学家的思辨特长，辨源流，明得失，读来有快刀斩乱麻之感，明快于目，朗然于胸。二、前人曾慨叹“百无一用是书生”，其中某些人的文字，为文、治学，始终如钝刀割肉，离肯綮总是“隔三差五”。吴江先生立论则是深思熟虑，一语中的。凡读过他写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等书者，当不难得出定结论。因此，用哲学和政治的眼光看待封建意识形态中的问题，往往能独具只眼、一针见血。如：吴老说“儒家思想，说到底，就是封建宗法等级思想”；说“可见不少今文学是靠说废话吃饭的”；说“所谓‘天理’，不过是指封建纲常名教的绝对性、永久性和普遍性”；说“元、明、清三朝，孔子虽被尊为”；说“元、明、清三朝，孔子虽被尊为‘至圣先师’，但他在实际上已被架空，朱熹成了孔门的‘内阁总理’”；说李贽是“进入道学殿堂而敢于起来焚烧这座殿堂的第一人”；等等，都非惯于笔下喋喋不休的我辈书呆所能道也。
封建意识形态，是盘踞在国人精神领域的一座大山。“文革”去今未远，种种封建法西斯的倒行逆施，我们记忆犹新。历史的悲剧在于，建国以来，封建意识形态没有认真清算。“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及邓小平、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曾一度很重视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特别是封建心制主义残余。我的切身经历能够证明这一点。1979年夏，胡乔木曾派他的秘书，联系历史怕，要求提供一个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书目，后来这个书目是我开的。不久召开了中国社科院党代会。胡乔木在大会的报告中，仍然强调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重要性，并肯定了我的文章《“万岁”考》。但是，曾几何时，随着两日雨、三日风，人们已很难见到报刊上有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文章了。在一些地方，有些人又把孔子、儒学“抬到吓人的高度”(借用当年鲁迅语)，有人甚至建议把《论语》列为整党文献，说“一个仁字就可以治天下”。封建特权思想滋长，皇帝意识、草民意识蔓延。让人感佩的是，吴老以耄耋之至，发扬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在其一本旧著的基础上，重新写作这本《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这对一个85岁的老人来说，能是件轻松的事么?吴老的治学、战斗精神，堪称学林典范。
先师陈守实教授(1893—1974)是梁启超弟子中惟一精通马列主义的史学家。他很敬重王亚南，推崇《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及《中国经济原论》，甚至拟对《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详加注释，以弥补该书史料之不足，因为王精致南毕竟不是历史学家。惜未果。不才如我，也希望史学界的有识之士，能在吴老这本书的基础上，写出一部煌煌大书来，其学术意义、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我用几天时间，认真读了吴老的这本书，情不自禁地写下读后感，无非是想表明我学习本书的认真。是否有佛头着粪之嫌，这就有待读者读完本书后评判了。
本文引自《文汇读书周报》第7版三味书屋，2003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