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的成书年代迄无定论，但它是先秦文献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上面这段
材料曾经被司马迁《史记》的《周本纪》和《乐书》所采用。①这里牵涉到一个无
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西周初期到底有没有剑？如果没有剑，虎贲们的“说剑”便
是后代学者的想象之词。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了，至今学界还在讨论着如果
从文献记载看，西周初期是有别的。《逸周书·克殷解》里的一段大家熟悉的文字
，说西周大军攻入朝歌后，武王“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
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悬）诸太白。”武王曾亲自用“轻吕”、“黄钺”
对纣的尸体施行击斩，应该是一种古老的复仇习俗。这段记载同样被《史记·周本
纪》所采用。但司马迁改“轻吕”为“轻剑”。他在后文中干脆直接写成“击以剑
”；又接着写道：“散宜生、太颠、夭皆执剑以卫武王。”这表明司马迁不仅认为
“轻吕”就是剑，而且他确认西周初期有剑。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意到太史公
的这一字之改，指出：“轻吕，剑名也。”
“轻吕”一词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学者们感到它与《汉书·匈奴传》里匈奴
宝刀“径路”的关系，认为二者其实是一音之转，都是“剑”的对音，由此提出了
剑由西域传来的观点。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中曾经介绍过两位著名学者的观
点．一位是张政先生，张先生说过：“剑非吴越人所发明，大约从塞外传来。”第
二位是已故的李平心先生，李先生曾对顾先生讲：“轻吕、径路并即之对音，剑实
来自西域。”持相同观点的中外学者还大有人在。
近年来，剑和剑的起源问题是学界热门话题，出现了不少新论著新见解，而越
来越多的考古资料也对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总的来看，大家的意见似乎越
来越接近。第一，根据考古发现，基本可以确认西周初期有剑，但那是一种长度仅
十几厘米或二十几厘米的又可称为“匕首”的短剑，同春秋后期兴起于吴越的剑明
显不同。第二，对剑的来源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仍强调这种短剑的出现同北方游
牧民族有关，认为“中原佩剑之风显然受西北游牧人的影响。”②另一种意见近于
折衷，认为剑在石器时代就已见端倪，商代已有铜制短剑，西周短剑是其延续，但
同时也注意到了北方“胡剑”的影响。③
我同意西周初期已经有剑。在其来源上，倾向于剑并非周人所固有，而是受了
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影响的观点。在各家论证外，我还注意到，辑本《世本·作篇
》中．对许多器物的创始都有个说法，以兵器言，有“挥作弓”、“夷牟作矢”、
“蚩尤作五兵”等等，惟独没有讲剑的创始者是谁。先秦诸子中这类载述也时有所
见，同样也都没有提到过剑的创始者。这反映了先秦学者在剑的来源问题上取慎审
态度。只有银雀山汉简《孙胺兵法·势备》中有“黄帝作剑，以陈（阵）象之”之
说，这是先秦典籍中唯一的一例。但从《孙膑兵法》所讲的剑的形制特征来看，这
是剑已成为军中常用兵器的战国时代的说法。是晚出的说法。此外，“径路”不但
是匈奴刀剑名，而且匈奴还有“径路神”。《史记·匈奴传》张守节注引唐李泰《
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
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这表明匈奴对“径路”的崇拜。这条材料在地点上，可
与《汉书·匈奴传》里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使韩昌、张猛“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
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的记述相印证。甘泉山下原本是休屠匈奴祭天
的地方，径路神祠则应该是内附后的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所建。匈奴的“径路神”祭
祀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径路”到底作何解释，它与后来汉地的剑崇拜有无关
系？都值得深入思索。
西周短剑与春秋后期勃然而兴的吴越青铜剑并不一定有承袭关系，也就是说不
但是器物自身各有渊源，而且使用技术上也各成畛域，不可以混为一谈。李学勤先
生曾经指出，它们应属于不同的区域文化范畴，有着各自独立的发展历程，彼此间
的影响是双向的，“而标准的长剑更可能自东南兴起”。④这是一个精辟的观点，
对我们深有启发。
在明确了西周初有“剑”这个前提后，我们的话题还回到“说剑”上来。
首先，为什么武王灭商后只是“虎贲之士说剑也”，当时的短剑是如何使用的
?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我以为，西周初期的短剑主要装备给被称为“虎贲”的战士。《尚书·牧誓》
孔安国《传》：“虎贲，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这部分军队一个重要
的任务是带头去冲击敌阵，向敌方“挑战”，示敌以必胜的信心，当时称之为“致
师”。《史记·周本纪》载．周、商大军接战之前，“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
”裴《集解》引《周礼》：“环人，掌致师。”郑玄《注》：“致师者，致其必战
之志也。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⑤师尚父率领的担当“致师”任务的
这支军队，应该就是虎贲。虎贲的特长是勇猛而善奔跑，显然属于步兵。这些人除
了装备有短剑，应该还有一样重要武器，那就是盾牌。古代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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