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对我来说，是一个梦，一种缘，近半个世纪了，挥之不去。

     公元1961年初某日，一个数九寒天的日子。太阳缩到云的背后。冰天雪地，好几天也不消融。寒冷加饥饿，不光是我们那个地方。
     父母悄悄说，全国都一样。那是个全国人民都处在饥饿状态的不堪回首的岁月。
     
     天水市（今秦城区——作者注）雪耻巷宪家楼三号，一个最普通的古老的平房居民院落。

     一阵撕心裂肺地号啕从这里传出，传出老远老远。

     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为凄惨的哭号，号啕之中夹杂着述说，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因为郭妈妈是边嚎边说，发音不真切。
     号啕之后是啜泣和抽咽，但眼泪却始终没有停止流淌。一段无声的饮泣，仿佛又是一种休整和能量的重新聚合。随之郭妈妈的号啕又
     开始了……就这样，没有任何人能够劝阻得了，断断续续，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宪家楼三号才安静下来。
     
     郭妈妈是在哭她意外死亡的丈夫。丈夫是他们全家的顶梁柱，全家的靠山。郭妈妈的哭声使我想起了妈妈平时给我们讲的孟姜女哭长
     城的故事。郭伯伯就是他们全家的长城。孟姜女哭倒了长城，找到了丈夫范喜良的遗体。郭妈妈做不到，她虽然已经哭了两千多里路，
     从酒泉的夹边沟一直哭到天水她的家，哭了好几个昼夜，依然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此前两年多，1958年夏季的一天，我放学回家时，妈妈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说隔壁的郭伯伯叫公安局带走了，可能是到劳改队了。
     
     后来知道，不是劳改，是劳教，地方是酒泉夹边沟。甘肃的大右派们都要到那里去。
     
     那时，我的家就住在这个雪耻巷宪家楼三号院。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除我家外，还有郭家和唐家。
     
     郭伯伯一家五口。郭伯伯、郭妈妈、大女儿凤英、二女儿凤婷年龄与我相仿，小儿子丘克还很小。凤英、凤婷的气质与她们的名字刚
     好相反；凤英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凤婷则风风火火，飒爽英姿，有时还叽叽喳喳，泼辣得像个男孩子；丘克两三岁，白白胖胖，很
     逗人喜爱。各种年龄、性格的人搭档成一个家庭，就是吵架也显得丰富多彩。不过他们家从不吵架，和和睦睦，其乐融融。郭伯伯非
     常慈祥，待人和善，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敬重他，听说他在天水市的医药行业也有很好的人缘。但对他为什么当了右派的事
     人们却一无所知。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开始是搞不懂，怕提起这事伤了郭妈妈的心。再后来远离天水，跟他们一家再没有什么联系，
     也就没有条件搞清楚了。

     天水的春夏，童年的春夏，怎么那么美好。玩的丰富多彩，吃的五花八门，看的精彩纷呈。就说吃的，只一种包谷面，就能做出七八样
     饭食，什么发糕、群馍、烙饼、散饭、搅团、锅盔，样样可口。至于白面，那就要往十几种上说了。孩子们有个通病，总感到人家的饭
     好吃。郭妈、唐妈做点什么花样，我总是少不了去吃些。同样，我家有点什么花样，丘克们也是要吃的。孩子们还有个通病，爱吃零嘴。
     天水的“零嘴”尤其多：刚开春，农民挑着筐子沿街叫卖的是“露头青”；等到树叶长齐时，樱桃就上市了，蚕豆那么大，圆圆的，鲜
     红鲜红，看一眼都叫人流涎水；再下来就是杏子；孩子们要挑甜核的买，吃了杏子还能吃杏核；杏子下来是玉黄（李子），然后就是桃
     子、梨子、柿子；至于柿饼、枣子、核桃、毛栗子，整个冬天，满街满街都是。孩子们之间，不管谁买了这些“零嘴”，都要分给同伴
     儿们一些。小小的四合院中，虽然大家都不宽余，但有的是温馨与和谐，有的是欢声和笑语。
     
     但是，自从郭伯伯被带走，郭妈妈一家就陷入极度困顿之中。最要命的是他们立即失去了经济来源。郭妈妈一个家庭妇女，带着三个孩
     子，两个上小学，一个嗷嗷待哺。叫谁看，这日子也是没有办法过下去的。一家人要吃饭，孩子们要上学，怎么办呢？郭妈妈真想一死
     了之。自己死了，孩子们怎么办？灾荒之年，各自顾各自，想送人都找不到地方。为了孩子，为了等到恩爱丈夫回来的那一天，郭妈妈
     决定创造一个奇迹——让一家四口人活下来，这在当时就是奇迹。从那时起，她起早贪黑，走东家串西家，找一点缝补、浆洗的活养家
     糊口。郭妈妈一家老小的脸上从此失去笑容，大人小孩儿都要为自己的一张嘴而奔波。除了缝补浆洗之外，郭妈妈还在宪家楼巷口摆了
     个小地摊，买一些针头线脑、头绳、鞋垫之类。就这样，她虽然没有让两个女儿辍学，虽然女儿在学校也是抬不起头的学生。
     
     两年多以后，郭妈妈出了一次远门，说是郭伯伯解除劳教，但身体有病，要家属去接，她要到遥远的夹边沟去接她的亲人。但是，过了
     半个多月，她一个人回来了。她是哭着回家的。回到家里，就发生了本文开头叙述的那个痛哭三天三夜的场面。那几天，凤英、凤婷们
     她都哭红哭肿了双眼。

     我们什么都明白了。小四合院比以前更加沉寂，死气沉沉。凤英、凤婷好像一下子都长大了，我们之间从此再没有言笑。爸爸妈妈同情
     他们一家，常为一墙之隔的他们惋惜、叹气。

     夹边沟，你为什么夺去郭伯伯的生命？好可怕的夹边沟！

     后来，我小学升中学，就读于天水市一中，在我的众多的老师中，有个教代数的老师叫李景沆。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按照主的意愿，
     他以仁慈的心，对待每一位学生。他对学生循循善诱，有问必答。枯燥的数学，他可以讲得趣味无穷。李老师非常敬业，他对努力学习
     的同学非常器重，非常喜欢。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们，李老师是个摘帽右派，他曾被发配到夹边沟劳动改造（劳动教养）。他在那里曾
     饿得皮包骨，还浮肿过。但是，他活过来了。如今，他已度过了八十寿辰。就是这么个一辈子安分守己的敬业者，桃李满天下的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夹边沟也差一点儿要了他的命。

     又是夹边沟，令人惊诧的夹边沟！

     1968年底，我在高中毕业两年半后，被分配到窑街矿务局二矿采煤一队当采煤工。我的劳动工具是：像簸箕一样大的大铁锨、十字镐、
     八磅重的大铁锤。这个岗位是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特重体力劳动一级的岗位。每月的粮食定量是54斤，还有一张面额为1斤的酒票，可
     在国营商店购买粮食白酒，据说是周恩来总理为井下工人特别批准的，困难时期都取消。可见工作岗位之辛苦。在这个岗位上，只要有
     力气，肯干，就是好工人。但是如果没有力气，想当好工人也做不到。在我的众多工人伙伴当中，有一个中等个头，脸色黝黑，略显消
     瘦的中年人，温文尔雅。因为体弱，经常到受工人们的奚落。说是凤凰落架不如鸡，龙游浅水被虾欺吧，实在也看不出大家有什么恶意，
     只是因为都是清一色的男人，找个目标穷开心一通罢了。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工人们都称他“老右”。“老右”干起
     活来，半个人也顶不上。但他却能给工人们看病，尤其是内科疾病，工人们都很信服他，可他却不能光明正大地看，只能偷偷地看。每
     看完一个人，他都特别交待，不要往外说我给你们看病了。后来知道，“老右”叫尚世洁，是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部队起义到解放军
     中的上尉军医，也是后来窑街矿务局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57年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言行有四条：第一，钓鱼，经常在星
     期天到大通河去钓鱼。那时的生态环境比现在好得多，大通河的鱼又多又大又好钓，尚世洁这一天下来能钓十几斤，他们小两口加两个
     孩子能吃一个星期。但钓鱼被列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时的干部队伍中是不能允许的。第二，人事科干部王××胃疼，有天夜里犯病，
     尚世洁值班代替护士给他打针。尚世洁诊病内行，打针不熟练。第一针，针头打弯了；不得已，又打了一针；王××十分不快。反右运
     动中，这一条算成是仇恨革命领导干部。第三条，与女同志勾搭。第四条，有一天开会发言，尚世洁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共产
     党允许宗教的存在。”单位领导认为，这是反对唯物主义，是极其反动的。经过一个阶段的批判斗争，1958年夏秋之交，尚世洁与同为
     右派分子的窑街矿务局职工业余学校的老师张德宗一起，被送往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参加劳教去了。两年多之后，张德宗老师命丧农场，
     尚世洁因农场安排他当了医生而幸免于难。他能活着离开夹边沟，就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倘使张德宗也能活着回来，同样把他放到井下
     受熬煎，他也会接受的，总比饿死在夹边沟好吧？所以，虽在矿井下面受苦受累，安全上也没有什么保证，片帮冒顶，月月都要死好几
     个人，但尚世     洁却安之若素，也不为自己高明的医术被坦没而懊恼。从外表看，他与我们这些普通工人已没有任何差别：一样地背
     着电池瓶；一样戴安全帽，安全帽上顶着一盏矿灯；一样穿终年露着一坨一坨棉絮的破棉衣，露着不该露出的身体要害部位的工作裤；
     用不堪入耳的肮脏语言交流思想，用恶作剧的方式打发休息时间。一切对他来讲是反常的东西都变得那么自然、协调，不思改变。这是
     夹边沟的劳教给尚世洁带来的灵魂深处的变化，可以叫脱胎换骨吧。尚世洁脱胎换骨了，矿井下多了一个没有力气干活、滥竽充数的工
     人，矿务局职工医院里却少了一名医术高明的内科专家。多少个本应得到高水平医治的内科病患者只能去将就一下了事！
     又是夹边沟，能改变人的夹边沟！

     8年之后，我从煤矿来到省城，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年中，编辑部和
     其他部门陆续接收了几名曾在夹边沟及其他农场劳教过、得到纠正的右派分子，有提钟政、邢鹤等。听一些老同事讲，这些人都是1957
     年之前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业务骨干。但他们二十多年不拿笔，二十多年挨批斗，没完没了的超负荷体力劳动，没完没了的低头认罪，
     他们的灵魂已被重新塑造，他们说话、处事、工作已经和现实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了。他们的行为叫旁人看来有时近于滑稽。有一次，他
     们当中一个人，被安排去采访一次全国性的体育比赛，由于他的衣着、举止太不入时，被守卫人员当成骗子驱赶出场。他狼狈而归，惹
     得众编辑一阵哄堂大笑。大笑之后的回味，又是苦涩和辛酸。如果没有那些牢狱或类似牢狱的生活，他们哪一个不精明？不是都可以在
     新闻事业上很有贡献吗？如果没有夹边沟……

     又是夹边沟，能误人一生的夹边沟！

     我在省广播电台工作期间，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即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马孚远。通过马孚远，我对他的父亲马廷秀有了不少的了解。
     甘肃省前政协主席王秉祥1992年在评价马廷秀的时候写道：马廷秀先生是甘肃籍爱国人士，曾积极参与促进促进宁夏的和平解放。他是
     政协第一届甘肃省委员会副秘书长，政协第四、五、六届甘肃省委员会常委；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委员。50年代初，和我相识。
     近十年，由于我主持第五届省政协工作和省志编修工作，更加亲密合作共事，成了十分熟悉的朋友。他和本世纪同龄，今年已九十有二。 
     马廷秀先生前半生曾生活在一个民族危亡、国势颓败、内忧外患交织的时代。他经历了清末、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几个时期，有较为广
     博的见闻。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统一战线工作献计出力。这是王主席对他的评价。
     
     但是，在1957年6月15日，甘肃省委编战部通知各民主党派开两天大会，内容是让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当时，报纸上是号召党外人
     士大胆地给党提意见。在这种环境气氛中，马廷秀也写了一篇发言稿。内中讲到，党对法制不够重视，人民没有养成守法的习惯。有时
     没按法律办事，还有同罪异罚的现象。这篇发言给他引来一场大祸。后来，把他在解放初期，根据组织要求，给去台湾的同事、亲友写
     信动员他们回来的事相联系，说他通敌。几天之后，就通知他已被划成“极右分子”，并于1958年5月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参加劳动教养。
     
     马廷秀老先生后来能够活着回到兰州，成为夹边沟众劳教人员当中的幸存者，全靠了家中的接济。马老先生在他的自传《百年见闻录》
     中写道：我在夹边沟农场的时候，每月仅有12元生活费，每天半斤原粮，维持重体力劳动是有困难的。我的老伴张淑静的支持，不论在
     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了我渡过难关的勇气和决心。那时我的大的子女也下放劳动，二儿孚远在武威黄羊农场，每月工资56元，他除
     留25元生活费外，其余30元并“节余”的2斤粮票，准时寄回家中，一家四口就靠这点钱过活。而且每月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寄1斤炒面。
     这一点炒面，在当时的份量，不是现在可能想象的，对我太重要了，是救命炒面。淑静听说河西冬天太冷，便以3元钱的价格买了一张
     皮子，动手给我做了一顶皮帽、一个背心。皮帽使我免受冻耳之苦，背心抵御刺骨寒风，晚上还能做皮褥用。这些，如今道来，似乎
     都属烦琐小事，在当时，都是性命交关的天大的事情。没有这些许炒面和衣着冷暖上的关爱，我是不能活着回到兰州的。如今，我活
     下来了，我的家人，特别是二儿子孚远做出的牺牲，却是无法弥补的。
     
     与马孚远的多年交往中，他常常提到夹边沟。夹边沟改变了他们全家的生活道路。令人恐惧的夹边沟！
     1996年春，我被调到酒泉工作，换个说法，就是我被调到夹边沟所在地工作了。
     夹边沟是个幽灵，它总是徘徊在我的身边，而我又一步一步走近它。从天水到兰州，从兰州又到酒泉。
     我身不由己，从走近夹边沟到进入夹边沟。郭伯伯，你在哪里？李老师，你做祈祷的地方在哪里？提老先生，你劳动的地方在哪里？
     从此，我开始了近八年的寻觅。从夹边沟农场到新墩作业站，到高台明水农场，到安西，到兰州，到天水，到窑街，到一个个有线索
     的地方……

     一个个人间悲剧震撼着我的心。对死者的少数幸存者的深入了解，使我越来越深切感到，那一个个墓穴中埋葬的，不光是一具具尸体，
     那里还埋葬着理智、科学、忠诚、技术、执着、追求、思念、亲情、正义……人类社会追求的许多美好的东西，连同一具具尸体一起，
     曾经都被埋葬了！
     
     甘肃的反右，是全国反右斗争的一部分。被送到夹边沟劳教的右派们，又是甘肃省众多右派分子的代表人物。右派
     们在夹边沟的劳动生活，是反右斗争的“聚焦点”。研究反右问题不能漏掉甘肃。了解甘肃的反右斗争，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夹边沟。
     
     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一场八级大地震的话，像1975年的唐山大地震那样：二十多万人丧生，好几万人伤残，整座城市顷刻之
     间变成一片瓦砾。那么，夹边沟就是这场大地震中的一座普通楼房。楼房已经倒塌，楼房中的生命已经毁伤，伤残者与肢体完整的逃
     生者已远离这个让他们永远胆战心惊的地方，到不知名的地方度他们的劫后余生去了。现在，让我们的目光聚集在这座楼房的废墟上，
     看一看它给我们的同类带来的伤害，从而扩展开来，从整体上认识和估价中国现代史上的那一场“大地震”，无疑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夹边沟之对于全国的反右运动，诚若豹之一斑。这几年，已经有了一些著述。还有更多的当年受害者、受害者的亲属和朋友、社会贤
     达在收集资料，准备著述。我想，毕竟各人经历不同，对同一事件的感受各异，观察事物的角度也不一样。因此，才敢自不量力，不
     顾愚笨，庶竭驽钝以寻觅，力戒矫饰以写真。如能让读者对夹边沟的右派劳教的真实情况有一点点了解，则劳而无怨，心满意足矣。
    
      回顾和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创造未来。揭示夹边沟这段往事，有助于我们永远警惕和和远离“左”的错误，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去共同创建“以人为本”、民主文明的新生活！
     
     现在，让我引用几位著名人士的话，作为此书的开篇、也即我的《自序》的结束语。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了苦头不止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下了‘左’
     的错误。”这段话是中国的一位巨人在1988年6月22日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的。这位现代中国的巨人也是世界级的巨人
     叫邓小平。

     “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
     ‘左’越‘革命’。在社会主义进程中，从一九五七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是‘左’。”这是一位政治家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的，他的名字叫江泽民。
          

     邢同义

     2003年3月于酒泉